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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在兴起的历史政治学或可拓展史学研究论域，给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研究带来一定的跨学科启示。本体论层面，历史政治学揭示了政治史，特别是国家史在当代史研究议程中的重要性。认识论层面，历史政治学提醒我们不仅要研究国家史，更要在国家史中做研究，增强对历史过程中的“国家”及相关概念、机制、解释等的检视。方法层面，历史政治学中一些非属传统史学的新型分析工具会丰富、深化当代中国史研究，提升其研究的理论阐释和概括能力。 关键词：历史政治学；当代中国史研究；史学理论与方法
“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近年来，被誉为具有中国本土政治学意涵的历史政治学掀起了学术浪潮，波澜所及，逐渐漫出了政治学的学科边界。历史政治学研究提出：当代中国自身的历史是为政治学提供智力支持的首要资源。毋庸置疑，中国当代史属于当代中国的自身历史，是中华文明5000多年历史的延伸和组成部分，与历史政治学研究呈现着较大关联性。“观水有术，必观其澜”，结合所从事的新中国史，特别是改革开放史研究，笔者拟就历史政治学可能对史学研究带来的启示展开讨论，敬请方家指正。
一
中外传统史学原本是以政治史为重心，但20世纪后，政治史研究在中外史学界出现了边缘化趋向。传统政治史研究素重政治与人事（且以重要政治人物、政治事件为重），成就巨大，弊端也明显，梁启超对此提出了“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之尖锐批评。在西方史学界，法国年鉴学派第一、二代代表人物都对政治史研究大加贬斥，吕西安·费弗尔说：“我总是在扪心自问，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能用政治做什么”；布罗代尔甚至认为，以戏剧性的“重大事件”为中心的传统政治史流连于“短时段”的历史，是“最变化莫测、最具欺骗性的”。1960年代后，“眼光向下”，观照日常生活、普通人甚至边缘群体的史学视角在西方学界渐成主流。在中国，随着社会史等的兴起，新时期中国史学的研究取向也日益宏富多样，政治史研究的独重地位同样难再。政治史在全球史学研究中的萎缩必然会波及作为史学新芽的中国当代史研究，甚至带来一定的导向性影响。比如，当代社会史研究议题广泛，已经在城乡社会结构、社会建设、社会保险、就业与收入分配、社会管理等开掘出诸多有价值的课题；当代经济史研究更是成果迭出，以至于有观点认为近些年来改革开放史研究的“重心和热点”始终是经济体制改革。与之相比，政治史还较多遗失在新中国史，特别是改革开放史研究的视野之外，很多重要议题仍显得如此的晦暗不明。
平心而论，此种研究境况也直接或间接相关于人们观念中的改革开放时期经济社会变迁本身。学术界有一种说法，改革开放是从经济体制改革起步，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改革开放史研究理应以经济史为“核心”。这一观点不无道理，却也多少忽略了中国历史的纵深，包括其传统与延伸。古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国家发育程度曾长期领先于西方，诚如有学者所论，“中国历史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其政治史和国家史属性，而其他文明体系下的国家历史多为文化史、社会史和宗教史”。约言之，相比于欧洲，中国历史就是一部未曾中断的政治和国家成长史，延绵数千年，本固根深、一脉相承、世所罕见。恰如钱穆所言，“中国历史自有其与其他国家民族之不同之特殊性，而最显见者却在政治上”。中国史中的政治史、国家史属性如此举足轻重，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部分岂能独外？况且，“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回望改革开放40余年中国政治发展、国家建设的历程，这其中既有激流勇进，也有险滩暗礁，与经济社会建设相比，同样成就显著。一定程度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发展是政治、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概观而言，改革开放历史内嵌着经济社会演进与政治发展、国家建设的交互并存，而且这种交互的效度大体上是随着1978年后历史的前行在增强，虽也偶有起伏。对此，改革开放史研究者逐渐意识到：改革开放时期“所有重大经济决策都是政治决策，都离不开政治因素，单纯用经济学逻辑很难全面理解”。进而言之，经济社会改革的启动、推展，政治、国家都绝非背景板。相反，其一直都是站在当代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央，从未离场。
不仅如此，若稍微放宽视界，从中外比较的视角看，当代国家史的研究价值更为凸显。虽然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国家建设与经济社会演进大体保持了较高程度的同向同行，但问题在于，放眼全球，这种良性互构在实践中难度极大，并非必然，更非普遍。一个与本文主题相关的历史事实是，大致与中国同时，1980年代后，以苏联为代表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部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印度等一部分南亚、东南亚国家先后尝试过不同程度的改革，但结果是成功者少，失败、失误者多。由于近似时空的控制变量相近，稍作比较即可发现，作为一个关键性解释变量，“国家”在保障改革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上的作用极为显著，不仅具有相关性，而且可能存有因果性。这其中，“国家”“国家能力”作用在中苏改革的成败对比中表征得尤为鲜明。要言之，“并不是所有的改革开放都能成功，改革开放的成功有赖于一个有效政府的存在”。此中的“政府”是指作为“国家”代表的中央政府，此中的“有效”是因为中央政府存在强国家能力。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直言：“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对比欧美长达数百年的现代化历史，中国的改革开放更似是一个被压缩的现代化过程，各种风险层累叠加。能够在快速走向现代化的同时保持社会稳定，并实现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转型，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成就超越了既有西方主流政治学、经济学基于“理性人”假设的知识储备和理论认知。换言之，这一成就绝不会仅是社会、经济自身诸环节和方面的自我展开所能达致的。为此，需要深刻且全面释读中国的改革开放史，或许还需要充分认识到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内嵌的政治、国家主导性。于此需要加以澄明的是，近几十年的当代中国历史变迁中，不仅是经济、社会领域，中国的国家力量在包括文化、生态等各领域都发挥出主体性作用，并转化为较强的现代国家治理效能。
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已然成为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研究的热门领域。虽然“现代”是一个史学概念，“国家治理”更是历史学决不应放逐的研究议题，但相比而言，历史学科在该领域的学术声音较为孱弱。这部分源于史学研究在其中的着力点不够清晰，历史学的理论方法工具箱中更有着无须遮掩的隐忧和缺憾。历史既是一种条件性存在，也守护着合法性，“只有了解一个国家从哪里来，才能弄懂这个国家今天怎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也才能搞清楚这个国家未来会往哪里去和不会往哪里去”。通过探入历史结构内核中的“国家”，我们完全可以更为真切地认识到“有效国家”这一现代性优势的条件所在，对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法性的理解提供史学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形成的。”如前文所述，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历史过程，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研究的核心关怀，既包括经济史、社会史，也理应涵括政治史特别是国家史。“历史”型塑着今天的“国家”，“国家”也在“历史”中展露出其关键性作用。据此，如何从史学角度对“国家”展开深入研究，显得极为迫切。
二
不消说，国家史当然属于广义的政治史。但有别于传统政治史集矢于政治人物与政治事件，国家史研究对其扬弃的具体表征为，重在梳理“国家”的诞生、成长、长成的历程，分析“国家”在时间中的结构（制度）性作用。从内容上看，国家史是对国家建设、国家治理的过程性研究，国家能力是其中之关键。“国家治理质量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能力的有效增长，这已是当今各国政府和学界的普遍共识。”目前，海内外学术界对“国家能力”概念的内涵、外延或仍有歧见，但也达成了一些基本共识。一般认为，国家能力是指一国中央政府按照其意志完成其目标的能力，有效性是关键性指标。笔者认为，当代国家史研究应将其主导画面聚焦于国家汲取能力、国家濡化能力、国家强制能力建设。
国家汲取能力，是指中央政府从社会中获取物质资源的能力，主要体现为财政汲取能力，系一切国家能力的前提。事实上，改革开放时期国家能力研究正是从国家汲取能力破题的。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逐步建立了新的财税体制。计划经济时期，国营企业、集体企业上缴的利润占财政收入较大比例。1978年后，国家财税工作的变动较为复杂，经1983—1985年“利改税”改革，虽税收收入最终成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在多重因素引动下，中央财政收入在同一时期却有所下降。1993年，第一部关于中国国家能力的中文研究著作《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出版。依据大量国情研究数据，该书直陈当时财政汲取能力下降的严峻形势，发出“提高中央政府运用财力的能力”之呼吁。1994年，中国开启分税制改革，税收收入超过GDP增长，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比获得大幅提高。此次税制改革及其之后20多年新税制的平稳运行为中央政府实施各项宏观调控，制定、执行更多民生政策，开展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等准备了较为充裕的物质前提，彰显了财政汲取能力在现代国家建设中的极端重要性。综观七十余年的当代中国历史，正是作为“国家”代表的中央政府“体现了财政与国家关系中最本质的联系，体现了财政作为国家工具在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的作用机理”。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进一步确证了财政的“国家”属性。无论是“分灶吃饭”“包干制”“利税分流”，还是“分税制”改革，财政汲取能力建设对于推进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极大。然而，结合“国家”属性对此项能力开展出的史学研究却相对稀缺，更遑论从历史政治学视角的深入。需要强调的是，财政汲取能力是国家能力的重要指针，但现有的财政汲取能力研究却多多少少、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政治伦理合法性在其中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的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在不断增长，2019年已达到68%，其建设成效不仅体现在“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在校生规模2.82亿人，城镇新增就业人口1352万人，改造棚户区住房560万套”等统计数据上，更体现在人民群众不断增强的美好生活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中。毫无疑问，财政汲取能力与政治伦理合法性具有互进性，它们共同作用于中国国家能力的提升。扼要而言，财政汲取能力有无转化为增进民生福祉的能力，也应纳入到国家汲取能力研究的范域中。
国家濡化能力，是指“培育与巩固国家认同和社会核心价值的能力”，关乎政权合法性与社会稳定。在“国家能力”概念指称的所有对象中，笔者认为，这是仅次于汲取能力的国家能力枢机所在。从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的51个创始会员国到今天近200个会员国，一部世界当代史就是一部众多国家生成的历史，低国家濡化能力在失败国家案例库中比比皆是。人类文明史进入现当代，人民服从国家，不仅因为它是暴力机器，能够汲取并分配资源，还因为其关涉人民精神上的信仰、情感上的追随。因此，“国家认同不是简单的国家观念或国家意识问题，而是国家建设本身的问题”。具言之，国家濡化能力与政治整合存有一定共融性，均体现了国家内聚力的强弱。制度认同与文化价值认同彼此强化，共同构塑出现代国家濡化能力建设的主渠道。首先，制度认同的核心是人民对以《宪法》为基础的国家制度的拥护与赞成。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以3037票赞成高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下称“八二宪法”），这一历史事件在当代中国国家建设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作为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八二宪法”在此后数十年的贯彻、实施为国家濡化能力强化提供了制度认同基础。其次，“现代国家的共同体成员具有同质化的语言、文字、宗教、文化和意识形态”，尤为紧要。以语言、文字为例，“八二宪法”第十九条第五款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该款规定之所以具有重要的国家史研究意义，是因为其标志着国家层面同质化的语言、文字吁求被载入了国家根本大法，以制度认同为基础，文化价值认同推进力将进一步加大。1985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下称“国家语委”）挂牌成立。“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1986年，国家把大力推广和积极普及普通话列为语言文字工作的首要任务。”作为推广普通话的中央级牵头负责单位，同时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家级语言文字能力管理机构，1980年代以来，国家语委协同中央有关部委及地方语言文字工作单位，在强化国家语言认同方面作了大量工作。相比于印度“语言建邦”等复杂历史致因造成的国家濡化能力障碍，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上的进步显然不能以道里计。管中窥豹，其他方面的国家濡化能力建设无一不留下了极大的可开掘空间，有待纳入当代国家史研究议程。
国家强制能力，是指国家依照宪法、法律，运用暴力、强制手段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社会秩序的能力。其中，公安政法队伍是当代中国国家强制能力建设的行为主体，具有强政治、强国家属性。而犯罪率的高低，实则与国家强制能力建设存在直接的相关性。以凶杀等暴力型犯罪占总体犯罪比变化为例，改革开放时期暴力型犯罪率有一个变化过程，呈倒U型态势。相关数据显示：中国暴力型犯罪率从1981年的7.0%升至1995年的18.9%，再逐步降至2015年的3.6%。无须赘言，中国暴力犯罪率的下降标志着国家强制能力建设在治理效能上的提升。当然，除国家强制能力外，1978年以来的犯罪率变化还受到这一时期城市化速度、贫富差距、人口流动规模、教育水平等因素影响，研究者需要将其安置在相应具体历史情境中，安置在“政治—社会史”的联结中，并结合国家汲取能力、濡化能力建设等作更为细致、全面、客观地分析。概括地说，数十年来，公安工作运行机制、公安行政管理体制等公安改革工作均在稳步推进，人民警察巡逻体制、“严打”专项斗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社区农村警务等能力建设与实践，均有待国家强制能力史研究的深入。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包括国家强制能力在内的国家能力均具有适度性，并非越强越大越好，其强弱大小，与预算监督，与国家、社会、市场之间的合理划界，乃至与本国治理传统等，均存攸关。
三
张慰慈《政治学大纲》系中国政治学的开创性著作之一。该书提出，政治学研究应“历叙国家如何发生，如何进化”，此即“历史的政治学”。该提法与本文所识之“历史政治学”虽有一定差别，但颇有暗合之处。遗憾的是，张氏提出“历史的政治学”90余年后，余音并未绕梁。近年来，历史政治学虽已显露端倪，但今日政治学研究的主流依然更为重视共时性，轻视历时性；重视静态，轻视动态；重视定量，轻视定性；重视形式化建模，轻视复杂性描述。可以说，主流政治学研究与“历史”暌违久矣。同时，史学研究依然可能更为重视人事，轻视结构；重视叙事，轻视分析；模糊相关性与因果性。两个学科的上述研究侧重或曰学术特征，各有短长。然而，如此“短长”终使得历史学将“国家”问题背景化、常量化，政治学将“历史”问题背景化、常量化，正所谓“细节看到的越来越多，背景却越来越模糊”，长此以往，真正的核心关怀被遮蔽，学术研究多少也就不断让人感觉像似“茶杯中的风暴”。更为关键的是，“当代中国的国家能力建构离不开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历史维度；对当代中国国家能力之分析亦离不开传统国家—现代国家相比较的历史政治学视野。扬长而避短，当代政治史、国家史研究的时代处境、学术需要，以及跨学科属性都呼唤着历史学与政治学的智识互通，以克服各自学科的局限。1986年4月，时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洛伊希滕贝格在该协会第79届年会上发表主旨演说时提出，借鉴新兴的“回归国家”学派理论方法，以国家史重振政治史研究。此后，该类研究确实出现了增长，产生了一些突破性的成果，如推翻了几成意识形态的美国“国家弱化”论等，促进了英语世界新政治史研究的兴起（但并未能动摇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对“强大国家”的敌视）。英语世界的研究状况或可提供一定的批判性省思。恰好近年来，中国史学研究也开始从否定、悬置政治到逐渐融汇政治，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取长而补短，历史政治学不仅在本体论、认识论，也在方法论层面为当代政治史、国家史研究展露出越来越多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如前所述，“国家能力建设”应是当代国家史的研究重心。从传统史学角度看，“国家能力”显然过于宏大，也显得多少有些虚化、泛化。但经历史政治学转化后，我们恍然发现，国家能力建设史研究恰寓宏观、中观、微观于一体，落实在了诸多具体制度、情境、行为体中，表现为利益、观念、行动的缠绕。退一步说，仅接榫传统史学方法，对“国家能力”进行描述层面的研究，如完成某项国家能力建设在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以来的“大事编年”甚或相关具体内容的“史实重建”，竟也非完全不可。而且，相比于政治学，史学研究者还可以提供更为绵密、丰富、饱满的历史画像。在对具体国家史史料的批判性考订以及公正处理上，历史学似乎也比政治学更有优势。但时刻提醒我们自己的是，史实考证、历史还原等固然重要，却远非科学研究的终点。在这一点上，黑格尔是深刻的，正如他指出的那样，“真正的思想和科学的洞见，只有通过概念所作的劳动才能获得”。换言之，“我们需要发现各种事情背后的前因后果。但是恰如人们所能设想的，这种工作需要概念”。对于国家史研究者而言，有力穿透史料的“五里雾”，清晰界定概念，进而完成具体历史进程之上的机制发现与解释工作是完全必要的：“历史学家利用文献不是为了建立具体的事实，而是将它们作为论据去建立更大的，能够将事实联系起来的模式。”如是，我们的工作目标不仅要还原历史，更要深入历史。而概念、机制、解释等正是深入历史，特别是从历史政治学角度深入国家史研究的要津所在。
坦率地说，相比于社会科学，长期以来，史学研究者在概念使用的严谨度、科学性上似略逊一筹。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曾借保尔·瓦莱里的话指出，“下定义时应以明确的术语取代那些含糊不清的词语，就历史学而言，这一天尚未到来”。布氏发表此言数十年后，史学界也很难说完成了蜕变。一些史学论著中常见的问题是，概念是以终点，而非起点的姿态被引入其中。正所谓“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我们绝不应忽视一个常识，即概念本身就是在历史中生成的，概念常是某具体文明、具体历史时期、具体史实的简化与提炼，特别是历史学中所引用的概念更常具有康德意义上的经验论性质，“仍受制于它们所归纳的一个个独特的语境”。由此，在引介入具体历史境域时，我们更需要在熟悉其理论渊源流变前提下结合具体情景加以更为适恰的判断、修正、发展。例如，作为当代中国诸项国家能力建设的重要行为主体，具备观念与行动复合性的党员干部群体就与西方主流社会科学比附的、韦伯意涵上的“理性官僚”概念并不完全重合。“理性官僚”概念提炼于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和工业化的国家建设过程，张扬工具理性，抑制价值理性。近来，这一概念常被学术界移用在研究中共干部群体与中国国家能力建设中，暗含着现代性比较，但解释力却有限。在中国语境中，中共的干部不仅被赋予工具理性，更被赋予价值理性。比如，中共常常要求党员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对群众有感情、以人民为中心等，这些诉求有其深厚的革命历史传统，其价值与实践对中国国家治理效能的影响不可低估。为此，笔者曾在多个具体研究中予以阐发。近来，西方学者的研究也开始承认，相比于发端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官僚制，当代中国干部体制存在自身优势和运行逻辑，“保障了政府质量, 提升了国家能力”。
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重要奠基者，马克思高度强调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唯物史观为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与历史研究的结合“找到了天然纽带”。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历史学不是单纯事实的叙述，而应该同时是对事实的解释，是对事实相互间关系的理解”。或许正因此，作为历史政治学重要工具性资源的历史制度主义，“其理论要素在很多方面与历史唯物主义具有相似性或可互换性”。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与结构具备一定通约性，在明晰概念基础上，分析因果机制是通达历史解释的桥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中国当代国家史研究或许可以借鉴“路径依赖”“过程追踪”等与历史制度主义密切相关的理论主张或方法进路。在此，试举一二为例。作为其核心分析工具，“路径依赖”指早期的制度选择、执行会对后续制度的发展产生持存性影响，造成报酬递增。对于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而言，无论是国家汲取能力、濡化能力还是强制能力的建设，都持存着路径依赖，虽有程度之别。例如，1949年与1950年的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工作终结了近代以来的国家财税乱象，为新中国强化国家汲取能力奠基立业。同样，改革开放时期国家语委的工作也与1954年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一脉相承。不过，我们在具体历史研究中需要作进一步检视的问题是：在不同范域、层次的国家能力中，哪些能力建设受路径依赖影响较大，哪些能力建设受路径依赖影响较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相关行为主体，如税制改革后的财政部门、税务部门的利益、观念、行动对相关治理产生了何种形式的正反馈，是否形成了报酬递增？其递增效应对后续能力建设作用几何？等等。
事实上，这些问题的敞开或绽露，恰恰反映出历史制度主义所强调的时序性或曰时间性，需要我们了解历史政治学中的过程追踪分析方法（对于本文研究主题而言，主要指解释结果型的过程追踪分析）。中国发展显著的渐进性、稳定性特征，标示了这一时期国家能力建设必然是一个渐进更嬗的时间过程。从历时性视域看，在1949年以来的时间线中，不同时间位置出现的要素可能会传导出不同的后续影响，某些要素可能成为了关键节点，形成了路径依赖，各要素的整体化更型构出环环相扣的，或串联、或并联的结构性框架。我们通过测查各要素在历史中的排列顺序，探访其时间轨迹，或可为构建某项具体国家能力建设的历时性因果链提供可行性。概言之，蕴含时机、次序的过程追踪分析或许会帮助我们超拔出对原因的罗列式呈现，“即更有针对性地回答因果机制，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模糊的因果关系”。进一步说，历史政治学启发下的当代史研究将并不满足于复盘现代国家建设历史，而是要通过历史的复盘来界定、澄清相关国家能力建设的概念、因果机制，通达尽可能多的结果性解释。至此可以看出，历史政治学对史学研究的启示，绝不仅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亦即是说，历史政治学更是通过其本体论而向历史学者敞开了认识论，特别是方法论的意义。诚如马克思所言，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又是它的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由此，笔者坚信，如此跨学科的研究取径，不仅会推进当代国家史研究进程，更会对整全性的史学研究的方法论更化产生一定的助力。
四
“历史”具有二重变量属性，“国家”也是。放宽历史的视域，工业革命以来，太多坚固的东西烟消云散了，但“国家”却在历史中不断成长（虽经现代性转化），且愈加重要。整个20世纪，“国家”并未像一些西方学派曾预测的那样成为一个彻底的“守夜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众多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也并没有因实践西方主流社会科学所倡导的“最低限度的国家”“最大程度的社会自主”而变得更加美好。21世纪以降，“国家”更未如一些西方社会科学预测的那样，被渐进消解在全球化大潮中，其重要性反而在一次次经济、社会危机中不断显现，成为各国人民能否安然的堡垒、情感的寄托。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在全球范围的现代国家建设历程中不断展露出巨大的比较优势。一个羸弱、动荡、无为的旧中国逐渐转变成为一个强大、稳定、有为的新型政治共同体，社会主义现代国家建设成效显著，既给西方主流社会科学以前所未有的知识挑战，也留下了有待中国历史学与政治学携手合作并加以研究阐释的巨大学术空间。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正在发生的历史。毫无疑问，“国家问题”是“全部政治的基本问题，根本问题”，也是历史研究的重大问题，是一座史学研究的富矿。在这座富矿中，历史学者扮演的角色绝不是仅仅“为其他社会科学提供研究‘原料’”的“井下的矿工”。因为，历史研究既要还原史实，更可通达理解与解释的彼岸。跨出传统的学科边界，历史学者不仅可以讲好“国家的历史故事”，也可以在与政治学等高质量的理论对话方面形成更为有效的解释型知识供给和学理性学术呈现，讲好“历史的国家理论”。
中国历史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给包括历史学、政治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提出了新要求。近年来，恢复重建已逾40载的中国政治学对自身学科发展产生出新认识：“中国历史的独特性在于其是政治史、国家史”，“也就是说，中国历史包含着政治学，或者说历史和政治（学）不分家”。这一认识及其蓬勃而出的历史政治学研究所呈现出的学术图景，给包括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在内的史学研究带来了跨学科的启示。本体论层面，历史政治学提醒我们应重视政治史，特别是国家史，高度关注“国家”这一关涉全局性、本质性的问题。认识论层面，历史政治学提醒我们不仅要研究国家史，更要在国家史中做研究，增强对作为历史过程的“国家”及其史实相关的概念、机制与解释等的认知和再检视。方法论层面，历史政治学中一些非属传统史学的新型分析工具会丰富、深化当代史研究，进而提升史学研究的理论阐释和概括能力。
此文发表于《河北学刊》2023年第1期第3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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