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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语有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因此，中国自古以来对历史的记录和传承都非常重视。
古人对历史记载的动机，最初只是规劝、警示君主及其后代。
官方写史最早出现在西周末和春秋时期。当时周王室和各诸侯国就分别出现了国史，这是中国史学史上最早的正式史书。
孔子撰写的《春秋》是历史上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到了战国时期，私人历史撰述有了很大发展，这个时期出现的史书如《左传》《国语》《战国策》《竹书纪年》等都出于私人撰述。汉代，随着《史记》《汉书》的先后问世，纪传体史书普遍受到欢迎，而且被后来的史家当作“正史”争相仿效。唐初，设史馆于禁中，修史成为国家组织下的重要活动，以史官为主的史书编撰也成为最重要的一种历史书写模式。
关于历史记录和传承，有三种不同模式，即：史官写史、文人记史、民间话史。三种形式各有所长，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共同为我们记录下五千年灿烂的文明中华历史。
史官写史
史官修史大多是官府主持下进行的，这就要求史官必须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按照统治者认可的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因此，在历史书写方面往往有不少禁忌，成王败寇、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等成了一种潜规则，即使像《史记》这样以“实录”见称的史书中也可以看到不少神化、美化刘邦的不实之笔。
此外，官修史书主要记载的是某一个皇朝的历史，而从唐代开始，基本上都是由新朝为前朝修史，出于“以古鉴今”的目的史官会坚持实录的原则，但史官毕竟是站在本朝的立场上来记述、阐释前朝历史的，因此在史料的取舍、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自然会带上“当代”意识，这就会使所写的历史带有明显的倾向性。
以三国历史为例，历代史官在究竟以谁为正统这个问题上就一直存在分歧：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帝魏寇蜀”,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则变为“尊汉抑魏”；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曹魏为正统，南宋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则以刘蜀为正统。之所以如此变化不定，都与特定的时代有密切联系，这也是史官文化政治性特点的一种突出表现。
文人记史
读书人笔下的记史，形式就相对比较灵活，或亲历，或传闻，或读书所得，作者往往是根据自己的兴趣随手摘录，日积月累，汇编成书。这样一来，材料取舍的标准都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内容十分丰富，有的侧重社会风俗，有的侧重历史掌故，有的侧重考辨和订正前史讹误，但总的来看，文人记史的写作属于私人撰述，因而作者有更大的自由度。
与史官不同，他们是站在“民间”的立场上来审视、呈现历史的，因此选择史料的角度、所记的内容、叙事的方法等都与官修正史有一定差别。
例如，晚唐时期出现了一批“历史琐闻”类笔记，如李肇的《国史补》、韦绚的《刘宾客嘉话录》、李德裕的《次柳氏旧闻》、郑处诲的《明皇杂录》、赵璘的《因话录》、郑棨的《开天传信记》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记本朝的史事，都涉及了唐代中晚期的政治和社会变化，但所记与正史却大为不同。
例如《开天传信记》虽然只写了开元、天宝时期的32件史事，但却把唐玄宗在开元年间的励精图治、天宝年间的奢侈享乐，以及安史之乱后他作为“太上皇”的惆怅和失落都写了出来，作者关注的中心都是唐玄宗本人，而且比较注重写他的个人感受。
民间话史
民间话史的“民间”是相对于高高在上的“庙堂”而言的，它是一种与史官写史、文人记史的叙事截然不同的方式，代表着另一种价值取向与审美风格。
历史是真实发生的故事，历史也可以是从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中派生演绎出来的，带有虚构、想象和叙述色彩的历史故事。
与史官写史求真求实的理性思维不同，民间话史带有更多感性色彩，在历史书写中更注重生动性、趣味性，因此，讲史艺人往往将历史简约化、故事化，讲述者往往选择某个历史时期最精彩的事件、最有特点的人物，尤其是那些最具可听、可读性的故事题材，并尽量把故事讲得大起大落、一波三折，以引起听众或读者的接受期待。
例如《三国志平话》按照时间顺序叙写了魏、蜀、吴由崛起、鼎足而立到三分归一的历史进程，主要情节和人物都于史有徵，但作为讲史话本，掺杂了众多来自传说及想象的东西，其中最吸引读者的就是诸如：桃园结义、三战吕布、献貂蝉、千里独行、古城聚会、孔明杀曹使等故事，这些都不见于正史。在故事情节的安排上作者也是以“趣”为主，如平话中写孙权在诸葛亮的劝说下决心抗曹，拜周瑜为帅，不料周瑜因其妻“年幼，颜色甚盛”“每日伴小乔作乐，怎肯来为帅”,诸葛亮只得用计激之，于是就说：“今曹操动军，远收江吴，非为皇权之过也。尔须知，曹操长安建铜雀宫，拘刷天下美色妇人，今曹相取江吴，虏桥公二女，岂不辱元帅清名?”周瑜闻言大怒，这才答应出兵抗曹。这种写法与周瑜的身份显然不符，但它体现了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生动有趣，因而颇受欢迎。
综述， 今天我们读到的历史之所以如此丰富和完善，史官功不可没。史官始终秉持着他们独有的史官精神，利用他们的纸笔，书写出了许多发人深省、教育后世的历史文章，而且史官写史基本上还是重视追求历史的求真，以书法不隐为良史，其目的是出于史学致用的需要，通过还原历史本来面目，从中获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文人记史与史官写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作为官史的附证，去伪存真，有些记载还是能够弥补史官的不足和缺陷；而民间话史就不可当真，只不过是老百姓茶余饭后的一种消遣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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